在討論組織文化和企業文化時，我們往往需要追究隱藏在文化現象背后的原因。這些“原因”，如果是終極化的，則往往就是人和人群以及組織文化形成的“原點”。

　　常常與朋友們討論如何評價企業文化的問題，大家都會說到西方學者的一些考察維度和指標。對于這些成果，我十分注意學習。但是，我也常常認為，西方這些關于企業文化評價的指標體系，似乎不能完全涵蓋我國企業的問題。這樣說不是說我們的企業就如何特殊如何“牛”，而是想說目前階段的我國企業與西方企業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比如，一個現實的問題，西方的企業文化評價指標較少涉及企業產權問題，因為在他那里這不是一個問題，但是眾所周知，在我們這里就是一個大問題了。哈維蘭在其《文化人類學》一書中提到了經濟人類學的概念。他認為，“經濟行為和制度可以用純經濟的術語加以分析，但是這樣做，忽視了至關重要的非經濟原因，而這些原因畢竟對事情在現實生活中的狀況有影響。”因此，他主張從文化人類學角度來解釋人類的經濟及其制度設計問題。與此同時，哈維蘭也說到了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經濟資源和經濟活動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比如他從資源和交換等方面闡述了經濟與文化的關系。

　　近期遇到的兩則信息，可以是上述事情的佐證。近期的利比亞事件中，我國發揮了國際動員機制，使中國工人成功從利比亞撤退。一位在那里有投資的朋友說起此事，他在慶幸之余也感到十分遺憾，就是他們企業在那里的所有財產都損失了。我問：為什么會在那樣一個較為不確定的國家購置大量的財產?他說，都是(國企)領導頭腦發熱的結果。其實跨國經營中學會規避風險的第一條，就是要將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穩定程度和是否購置財產聯系起來。他說了一句堪稱經典的俗話：崽賣爺田不心疼啊。另外一則信息，就是前些日子遇到的一位西方跨國企業的經理，說到他們公司，說來中國多少年了，還是什么都是“租”的。為什么呢?不置辦不動產，規避風險。

　　這樣兩個例子，能很好地說明此文的題目：產權制度是企業文化的“原點”。也就是說，你看一家企業的產權結構，就大體能夠摸索出他的基本文化傾向。這可能也就是我們看到的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在文化傾向上往往“涇渭分明”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