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常務會議日前確定，從2017年1月1日起將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再提高10%，并向其中有特殊困難的群體適當傾斜。這是我國連續第10次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按照人社部統計數據，全國至少有7400多萬企業退休人員將因此受益。

　　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平經過“十連漲”之后，已從2005年的每月人均700元提升到超過2000元，這一普惠政策有助于改善退休人員的生活水平。然而，盡管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連年增長，也只能維持基本日常開支。從長遠來看，企業養老金與物價和經濟總量相適應而繼續上調，將是大勢所趨。

　　“十連漲”背后有一個問題繞不過去，那就是資金從哪來?一般來說，“調漲”資金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內部的自我平衡和財政轉移支付。受惠于基本養老保險繳納范圍的逐年擴大，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上調可以實現收支平衡。即便近年來中西部有個別地區出現當期收不抵支，但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也能夠實現養老金按期發放，養老金增長并不存在太大的支付壓力。然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快、“人口紅利拐點”到來，養老金持續增長能力將逐年下降。

　　城鎮職工參保情況可窺豹一斑。截至2017年底，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總參保人數為3.04億，較2017年增加7.17%，增速低于前一年的10.44%。其中，參保職工人數為2.3億，較上年增長1416萬人，增速為6.57%，增速回落4.58個百分點;離退休人數為7445.68萬人，較上年增長619萬人，增速為9.07%，增速加快0.81個百分點。從絕對數量上看，繳費人數增長要大于新退休人員增長，但繳費人數增速放慢，同時領取養老金人數增速加快，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制度贍養率由2017年的31.65%上升到32.4%，未來這一比例將繼續攀升。根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估算，如果繼續執行現行養老體系，到2023年，全國范圍內職工養老保險即將收不抵支，出現資金缺口，需要動用養老金累計結余。到2050年，為了維持養老體系運轉，所需財政補貼占當年GDP的比例將達到8.46%，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例達到34.85%，即約1/3的財政支出被用于彌補養老保險的資金缺口。

　　因此，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正常調整，不僅要與國家經濟發展總量相適應，更要未雨綢繆，實現制度上的良性循環，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提高養老保險統籌層次。當前我國養老金統籌層次不高，在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性，贍養率較高和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當期收不抵支。于是，各級財政不得不出面給予補貼，且補貼總額逐年增加，加大財政負擔。在財政給予大量補貼的同時，每年養老保險基金又形成較大規模的結余，相當于每年的財政轉移支付“置換”成養老保險基金的當年結余，這些結余則存放在財政專戶里不能動，只能獲得存款利息，造成資金運用低效。打破養老保險的地區間不平衡，必須要改變財政體制下養老保險制度財權事權不明晰、不匹配的現狀。明確中央財政的養老轉移支付責任，財權也應劃到中央政府手里，由中央政府負責管理養老保險繳費資金，提升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運用效率。

　　二是打破養老金雙軌制。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雙軌制，由于巨大的制度不公而備受詬病。盡管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十連漲”，但平均剛剛超過2000元，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工資往往是企業退休人員兩到三倍。一些機關事業單位甚至不用繳納養老保險，退休后靠“吃財政”也加大了財政支出負擔。政府把大量財力花在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障中，從而影響政府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財政支持。例如，2017年財政對社會保險基金的補助是3828.29億元，而用于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的支出卻高達2848.84億元。因此，盡管阻力重重，但必須彌補歷史欠賬，可從增量上先把機關事業單位并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再繼續改革存量，消除兩種制度下養老金替代率水平(勞動者退休時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巨大差異所帶來的社會不公。

　　三是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人們廣為關注的養老保險基金“隱形縮水”，主要是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這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養老金保值增值并不意味著一定要追求高收益而承擔高風險。

　　我國養老金體系可借鑒美國經驗，考慮將目前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的繳費進行結構性調整，將部分公共養老金部分轉為職業養老金，建立包括中國版“401K”在內的私人養老金計劃，從而在公共養老金保本的基礎上，實現私人養老金參與資本市場實現投資保值增值和自我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