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實施的《社會保險法》，首次確立了工傷保險先行支付制度。根據這一制度設計，在工傷事故發生后，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費的，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用人單位不支付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先行支付，該保險待遇應由用人單位償還;用人單位不償還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可以追償。

　　在法律界人士看來，這一制度主要是為了避免職工在發生工傷事故后，因無力承擔醫療費用而 得不到有效救治，從而落下殘疾甚至失去生命的現象發生，體現了我國工傷保險的保障功能和救濟功能。

　　據了解，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制度，卻在實施過程中遭遇“落地”難。在新政實施一年后，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簡稱義聯)2017年7月發布的調研報告顯示，接近九成勞動者不知新政，由于大多數省市尚未出臺具體實施辦法等原因，導致工傷人員申請先行支付待遇渠道不通暢。2017年，各地陸續出現的“工傷先行支付”第一案，進一步凸顯了該制度“落地”之難。

王棟梁案：醫保局擔心基金安全，至今未宣判

　　7月26日，“重慶工傷先行支付第一案”在重慶忠縣人民法院開庭。

　　本案原告王棟梁是重慶忠縣卓越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卓越公司)的駕駛員，卓越公司沒有與王棟梁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為其交納社會保險。

　　2017年7月16日，王棟梁工作外出時發生交通事故，被認定為工傷，并被鑒定為三級傷殘。由于卓越公司不具備償還能力，2017年6月，王棟梁依據《社會保險法》和《社會保險基金先行支付暫行辦法》向忠縣醫保局申請工傷保險待遇先行支付，醫保局以王棟梁沒有參保為由拒絕了他的請求。

　　2017年7月10日，王棟梁在義聯律師韓世春的幫助下，將忠縣醫保局告上法庭。

　　醫保局在法庭辯稱，工傷保險實行的是市級統籌，但重慶市沒有出臺工傷保險待遇先行支付的實施細則，縣級醫保局沒有辦法擅自支付。更為重要的是，法院已下達了終止執行書，卓越公司沒有財產可以執行，如果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必將無法追回債務，導致保險基金缺口。醫保局認為，如果今后此類無法追回資金的案件過多，就會導致資金無法承擔甚至崩盤。

　　10月11日，王棟梁訴忠縣醫保局關于工傷待遇先行支付的案件第二次開庭。醫保局還是堅持原來的抗辯意見，同時補充說，《工傷保險條例》修改的時候，《社會保險法》已經向社會公布了，但《工傷保險條例》明知法律有規定，卻在條例中沒有規定先行支付，說明不能執行該制度。

　　最終，法院駁回了王棟梁要求先行支付工傷待遇的請求。理由是，醫保局在訴訟期間作出書面回復稱不予先行支付，法院認為該行為屬于具體行政行為，證明醫保局已經履行了法定職責，再責令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已無實際意義。法院認為應當對書面回復另行起訴。

　　王棟梁與律師溝通后，再次啟動法律程序，針對醫保局的書面答復提起訴訟。11月5日，忠縣法院受理王棟梁的第二次訴訟，案由為行政給付。如今，該案仍未宣判，王棟梁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能夠拿到工傷賠償。

袁群彥案：艱難的勝利，有力助推制度“落地”

　　2017年3月，新疆工傷先行支付第一案在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人民法院開庭。

　　本案原告袁群彥2008年7月在烏魯木齊市某工地干活時，被一個倒塌的架子砸傷，后被烏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鑒定為七級傷殘，由于他未與公司簽訂勞務合同，公司拒絕工傷賠償。2017年7月，經過勞動仲裁、法院一審、二審判決，此案進入執行程序。隨后法院調查發現，這家公司沒有財產可執行。2017年10月14日，法院做出中止執行裁定書。

　　2017年11月4日和30日，袁群彥先后向烏市社保局遞交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申請，一個月后，烏市社保局拒絕了他的申請。2017年年初，袁群彥將烏市社保局告上了法庭。

　　2017年3月，烏魯木齊市水磨溝區人民法院開庭受理此案。法院判決烏市社保局60日內向原告袁群彥履行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中工傷保險金支付項目的法定職責。烏市社保局不服，上訴到市中級人民法院，中院要求水磨溝區法院重審此案。

　　2017年3月，水磨溝區法院重審后判決，撤銷烏市社保局關于不受理袁群彥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申請的決定，責令市社保局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市社保局不服，再次上訴，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

　　2017年5月，烏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此案。烏市社保局在庭審中認為，袁群彥所屬公司已無財產可執行，如果工傷保險基金先行支付必將無法追償，造成基金缺口。若開先河，將給工傷保險基金的安全造成嚴重后果，甚至會有人以各種名義套取工傷保險基金，最終導致參保人員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負責此案的烏市中級法院審判長杜瓊在接受采訪時說，袁群彥在沒有獲得工傷保險待遇的情況下，向烏市社保局申請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應當適用《社會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

　　10月24日，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法院駁回烏魯木齊市社保局的上訴請求，經過幾年的維權，袁群彥終于贏得了艱難的勝利。

　　對于上述兩案，韓世春律師分析認為，社保部門以“當事人沒有參加工傷保險”、“地方未出臺實施細則”、“事后追償難”、“基金會出現缺口”等理由拒絕工傷保險先行支付，都反映出當地政府對展開工傷保險先行支付后基金安全的擔心。

　　“這反映出工傷先行支付制度設計有不足，這一制度確實有可能造成基金風險，但有關部門應該完善追償方面的規定，而不是以此作為不執行的借口。”韓世春同時認為，勞動者的弱勢，也導致了人社部門在執行先行支付制度方面，壓力和動力明顯不足。因此，如果勞動者能像王棟梁、袁群彥那樣采取行政訴訟的方式，就能給不作為的行政部門一定壓力，有利于助推制度“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