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一央企內部網站發布通知稱，繼繳存額設上限后，央企住房公積金的提取額也將設定上限。自2017年1月1日，提取額不超過當期繳存額上限，而2017年住房公積金月繳存額上限為3760元。

　　在大量央企“天價住房公積金”事件飽受輿論詬病的當下，如吉林延邊煙草公司高管月均公積金超過1.4萬元，有關部門出臺規定，為央企住房公積金的繳存和提取均明確設定每月3760元上限，當然不無積極價值，至少能夠避免上述動輒每月上萬元的天價公積金現象的發生。

但在肯定的同時，又必須意識到，要想更有效地消弭公積金的懸殊差距、維護其應有的制度公平，每月3760元上限的積極價值，實際上仍是相當有限甚至遠遠不夠的。很明顯，盡管相對于月均1.4萬元，每月3760元確實已大大減少，但如果進一步與更普遍的社會平均工資收入相比，每月3760元依然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如統計顯示，2017年全國非私營單位年均工資46769元，月均3897元;私營單位年均工資28752元，月均2386元。這意味著，每月3760元已接近去年非私營單位的月均工資水平，并大大超過私營單位的工資水平。要知道，目前工薪收入的個稅起征點也不過每月3500元，而按規定，住房公積金又是不用計征個稅的免稅收入。這也就是說，央企員工單憑區區一項住房公積金，便可以獲得接近甚至大大超過一般企業員工的全部工資薪水，并且還是可以合法避稅的凈收入。

　　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再考慮到普通企業職工的住房公積金繳存水平往往十分低下，央企每月3760元的公積金上限，勢必仍會產生一種明顯的放大收入分配差距效果。據《中國青年報》此前的一項調查，在受訪職工中，“沒有住房公積金的占16.4%，公積金月繳存100元以下的占11.0%，100元至300元的占28.0%，300元至500元占17.6%”，而此前住建部副部長齊驥也曾承認，非公企業中住房公積金繳納比例不足20%。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普通職工，或者沒有住房公積金，或者即使有，也不到央企公積金上限的零頭。

　　有鑒于此，筆者以為，要想更好地縮減這種公積金帶來的收入差距、有效維護公積金制度的公平，還應采取更多全面細致的制度設計。一方面，在上限上，還應進行更嚴格規制。其一，除了每月3760元的簡單上限數字，還要考慮對該上限的計算標準本身，也即12%月工資和3倍平均工資做進一步更嚴格限制，適當壓低這一標準。其二，對于公積金繳存超過社會平均收入的過高部分，應考慮取消免征個稅待遇。其三，還要對個別央企隨意利用公積金濫發福利的行為，制定更嚴厲處罰標準，如不僅要追究財經紀律責任，更要進一步考慮依據“私分國有資產罪”追究相關刑事責任。

　　另一方面，在下限方面，也要提供更強有力的兜底性制度設計。其一，要大幅提高公積金的覆蓋范圍，改變目前公積金實際主要由體制內單位繳納、非公企業繳納比例不足20%的局面;并同時適當提高目前月均工資5%的公積金最低繳存標準。其二，對于拒繳或少繳公積金的用人單位，還應制定更為嚴厲和現實可操作的罰則。其三，針對低收入者提取使用公積金，制定區別于高收入者的更為寬松便捷的綠色通道，改變他們只能繳納而難以使用公積金、變相以貧濟富的尷尬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