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報道：7月下旬，廣州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出臺限制措施，將下半年每個月的貸款額度指標嚴控在10億元以內。這意味著，一旦當月額度放完，貸款需求者只能排隊等待。廣州公積金管理中心稱，“限流”是由于去年和上半年放貸過快，致使今年下半年貸款額度緊張。其實，早在去年7月前后，杭州、徐州、合肥等多個城市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就向外界直言“余額告急”，實行總量控制。

　　去年下半年以來，商業性住房按揭貸款持續收緊，即便是今年央行和銀監會“喊話”之后，首套房貸利率仍基本無優惠，相較2017年的八五折，以及2017年的七折，當前能以基準利率獲得貸款，就算不錯了。對購房者而言，尤其是剛需者最需要公積金支持的時候，作為一項“福利制度”的公積金貸款，卻在關鍵時候掉鏈子。

　　在我看來，公積金制度早已失去存在的價值和意義。1999年國務院出臺《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這一制度借鑒新加坡的模式，初衷是配合住房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加職工購房能力，以便能去市場上購房，而不是等著國家分房。但十幾年過去了，當前我國社會、企業、職工、住宅等情況發生巨變，公積金制度越來越不合時宜，趨于僵化，矛盾重重。

　　比如，已經由當年國有企業為主，轉變成多元所有制格局;已經由當前企業之間效益接近，變成了效益差距急劇拉大。當前，機關事業單位和央企，除了給職工分配常規公積金，另外還分配補充公積金，甚至后者的金額遠超前者，而與之相反，很多中小民企，或者效益較差，或者老板黑心，連基本公積金都無法保證足額分配，職工權益無從談起。

　　除了在繳存方面存在不公，個人在公積金使用方面也不合理。廣州市政協常委曹志偉說，“根據統計，2017年廣州市住房公積金繳存人中，9%的貸款人使用了約80%的公積金余額，而大約有80%的繳存人仍未使用住房公積金。”這也就意味著，公積金制度在資源分配方面，并未能有效發揮作用。一方面，有錢人已多次使用公積金貸款購房，充分享受了優惠利率;另一方面，大部分人雖然已繳了公積金很多年，卻從未使用過。

　　還有，公積金管理存在問題。按照公積金管理條例：用于職工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挪作他用。但事實上，公積金常被挪用。近十多年來，在公積金這條線上“翻船”的官員數不勝數，比如“全國住房公積金第一案”：2005年，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樹彪，因貪污、挪用上億元公積金一案被判死刑。

　　我國的公積金制度，已經積弊難返，理應廢除。公積金屬于普惠制、福利制，經濟發達的城邦小國新加坡可以較好地使用，但卻不適于發展的大國中國。當前我國住房供應、政策與制度，還在健全完善過程中，發展方向是：低端有保障，中端稍支持，高端靠市場。低端只需保障房與房租補貼，不需金融支持;高端由商業銀行貸款解決;國家只需考慮對于中端，也即對“夾心層”進行住房金融支持。

　　針對中端“夾心層”需求，政府應做兩件事。第一，學習德國模式，成立住房儲蓄銀行，主要針對自住購房者(主要是首套房，兼顧置換需求)，國家給予優惠政策。第二，對于購買首套普通商品住宅者，政府給予商業房貸利息抵扣個人所得稅，或者進行貼息。

　　如此，則能消除公積金制度身上的諸多頑癥。另外，央行和銀監會，也不必總是喊破嗓子的要求商業銀行：必須大力支持首套普通商品住房貸款。商業銀行在商言商，首套房貸利率打折之后，基本賺不到什么錢，憑什么要求他們“流道德血液”?